《晋书·卫瓘传》追述九品中正创立的原因时说：”魏氏承颠覆之运，起丧乱之后，人士流移，考详无地，故立九品之制，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。其始造也，乡邑清议，不拘爵位，褒贬所加，足为劝励，犹有乡论余风。”据此，汉末大乱后，人士流徙，考详无地，故立九品中正之制。
杜佑《通典·选举二》按：按九品之制，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兵兴，衣冠士族多离本土，欲征源流，遽难委悉，魏氏革命，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，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，区别所管人物，定为九等。其有言行修著，则升进之，或以五升四，以六升五；倘或道义亏阙，则降下之，或自五退六，自六退七矣。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，故委中正铨第等级，凭之授受，谓免乖失。
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六五引《傅子》曰：”魏司空陈群，始立九品之制，郡置中正，评次人才之高下，各为辈目，州置都而总其议。”
建安25年，公元220年，曹丕继位后，开始认真考虑朝廷选官用人的问题。此前两汉察举逾四百年，有得有失，到末期被清流士人把持品评权柄，士人们借此做收身价，三征不起，九辟不至，鱼龙混杂，沽名钓誉之徒塞路。严重影响朝廷选官用人了。同时汉末兵祸连年，人群流离失所，客观上也无法充分听取乡党品评，是以有此一举。
中正一官多由品秩二品以上的中央官兼任，其下设属员”访问”一职，协助中正完成每三年对乡里人士的品评，上报政府核准。以此作为授官班禄的标准和参照。西晋进一步完善该制度，规定大小中正每月于京聚会一次，交流对士人的品评结论，力求做到公平完善，无所遗漏。
考察标准是儒家伦理道德，”其有言行修著，则升进之”，”倘或道义亏阙，则降下之”。”言行修著”，即东汉以来提倡的”经明行修”，就是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规范，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模范践行并获得宗族乡党舆论褒奖者。”道义亏阙”，则是违犯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，在日常生活行为上有重大缺失而被宗族乡党舆论贬损者。因此，九品中正制建立伊始，州郡中正主要是考察乡论，并根据乡邑人士的道德行为，按照”善褒恶贬”的原则予以升品或降品，借以劝励乡党人士和维护儒家名教。是以清代学者顾炎武曾感叹说：”官职之升沈本子乡评之与夺，其犹近古之风乎？”
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上》载石虎建武二年(336)下书称：”魏始建九品之制，三年一清定之，虽未尽弘美，亦缙绅之清律，人伦之明镜。从尔以来，遵用无改。”